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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  

2015-09-04 16:42:3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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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
2015-09-04 陈平原 朝花时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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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 - yu-52 - nyms653652的博客

 现存云南师大校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

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 - yu-52 - nyms653652的博客

1938年4月25日,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,图中横幅上写着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慰劳湘黔滇旅行团”。


抗日战争中,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,不仅是西南联大。可后人谈论“大学精神”,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,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。作为史家,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;但同时我更想强调,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“大学故事”。战火纷飞中,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、抗争、发展,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。


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,《南方日报》刊文为中山大学“抱屈”:“前后7年,颠沛流离,几度迁徙,三易校址。先迁云南,复迁粤北,三迁粤东仁化、连县。抗战八年,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,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,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,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,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,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。”


是的,“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,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”的,不仅仅是中山大学,也不仅仅是西南联大。我要追问的是:为何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,且更深入人心,乃至成了“中国大学”理所当然的“代表”。

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合一,学术实力超强,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。可除此之外,还牵涉一些别的问题,比如“故事”的传播与更生。就以“湘黔滇旅行团”为例,校歌里提到的“万里长征”,由北京、天津而暂住长沙,这一段不稀奇;第二年转赴蒙自、昆明,三路人马中,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。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,3500里长途跋涉,历时68天的“小长征”,无论当时还是日后,都一再被提及,且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。


正如胡适在纪念联大九周年集会上说的:“这段光荣的历史,不但联大值得纪念,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。”可其他大学也有类似的举措,为何长期湮没无闻?


1938年7月,同济大学第四次内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:“这次迁校,从赣州到桂林一段,大多数同学组织了赴桂步行队,每队十一二人,坚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,充分体现了同济大学同学吃苦耐劳、共渡时艰的奋斗精神。到桂林后,沿漓江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,转程至八步,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。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 - yu-52 - nyms653652的博客

同济大学内迁路线图


1938年9月,浙江大学从江西泰和转往广西宜山,“学生方面,为锻炼体质,沿途采访计,另有步行团之组织,计分两队,共有陶光业……等二十人。以九月十九日出发,校长当赠以地图表格等件,以示鼓励。”这次“经行千里,费时四十余日”。1939年初,中山大学辗转撤往云南澂江,据说有几百学生,“分别结队从连江西行,长途跋涉,徒步赴滇,历经粤、湘、桂、黔、滇5省,最后赶到澂江复课”。


1939年5月,河南大学师生员工“在王广庆校长的率领下,徒步北越伏牛山,经方城、叶县、宝丰、临汝、伊阳、伊川,行程六百余里,终于抵达嵩县县城”。


为何其他大学的“步行队”声名远不及湘黔滇旅行团?作为“事件”,中大校史的说法相当含糊,同济则是半个世纪后的个人追忆,浙大有二十人名单,属于记录在案,可也就是这么两句话,哪比得上西南联大校友的连篇累牍、声情并茂?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 - yu-52 - nyms653652的博客

湘黔滇旅行团经过近日楼


湘黔滇旅行团指定了丁则良等三人为日记参谋,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,写成了约二十万字的日记,寄到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刊行,只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不幸失落。即便如此,也有诸多书写刊行,如外文系三年级学生林振述(林蒲)的《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》(1938年春发表于《大公报》副刊《小公园》)、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的《横过湘黔滇的旅行》(1938年10月发表于巴金主编的《烽火》)、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的《西南三千五百里》(商务印书馆,1939年版),以及生物系助教吴征镒的《长征日记--由长沙到昆明》(《联大八年》,1946年版)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,有心人士积极整理资料,征集照片,引导校友追忆往事,加上中外学者的介入,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因而相当完整。


读张寄谦编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——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》,你很容易明白,为什么同济大学的“赴桂步行队”等会失落在历史深处。


同样是长途跋涉,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,除了旅程长,还因为旅行团中有教授闻一多、李继桐、曾昭抡、袁复礼等。张寄谦在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--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》的序言中,除概述湘黔滇旅行团的组织及行程,还提及此旅行团如何“出人才”——截至此书刊行的1999年,旅行团成员中日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屠守锷、唐敖庆等十一人,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陈力为等三人;至于著名人文学者,除了序言列举的任继愈、马学良、王玉哲、刘兆吉、唐云寿等,作为后学,我还可以举出查良铮(穆旦)、季镇淮、何善周、丁则良、孙昌熙等。这也是此旅行团格外吸引人的地方--如此藏龙卧虎,确实了不起。


此次“小长征”,影响了这三百旅行团成员,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性格。确实如美国学者易社强)所说,经由一遍遍的言说与书写,“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”。“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,此后是八年患难,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;因此,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。”


一个事件或人物,能否被后人追怀不已,除了自身的历史价值,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相关。中央大学濒临长江,内迁重庆最为顺畅,也最为便捷,本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校长罗家伦很会讲故事,抓住一个细节,让你永志不忘。1937年10月底,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,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。校长走后,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、荷兰牛、澳洲牛、英国猪、美国鹅、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,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,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,经过千辛万苦,历时一年,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。罗家伦1941年“于重庆警报声中”撰写《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》,称:“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,由校进城,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,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,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。”这故事实在太动人了,以至于日后讲述抗战中的大学内迁,很难遗漏中央大学。


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,也是因为有大量的细节,才显得如此丰满,且神采奕奕。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,专人记录日记,沿途采风问俗,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,甚至还留下了《西南三千五百里》(钱能欣)、《西南采风录》(刘兆吉编)这样的作品。此外,像抄录玉屏县县长刘开彝具名的布告,沿途拍摄各种照片,以及围绕闻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,所有这些,都是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。

陈平原: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 - yu-52 - nyms653652的博客
在简陋图书馆里刻苦学习的联大学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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